从一张老照片说起

2019年秋天，我在澳门沙梨头一家旧书店翻到一本薄薄的摄影集，封面已经泛黄，边角起毛。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本地人，看我翻了半天，随口说了句：“呢啲相好旧㗎喇，系八十年代嗰阵影嘅。”我买下了那本集子，后来才知道，里面收录的正是最早一批系统拍摄澳门的新闻摄影作品——而它们的拍摄者，大多来自澳大利亚。

这就是“新澳资科图片”这个概念的起点。所谓“新澳资”，并非指某一家具体的组织，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媒体、通讯社及独立摄影师在澳门积累的影像资料的总称。它们散落在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的档案馆里，也在澳门本地的一些私人收藏中若隐若现。这些照片拍的是澳门，但看澳门的眼睛，是澳大利亚的。

为什么是澳大利亚摄影师

这个问题我琢磨了很久。澳门自十六世纪起就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按理说，影像记录应该以葡萄牙人为主。但实际情况是，葡萄牙本土的摄影传统并不算强，尤其在新闻摄影领域。而澳大利亚在地理上靠近亚洲，从悉尼飞香港不过九个小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批澳大利亚记者以香港为基地，辐射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澳门离香港只有一个小时的船程，自然成了他们“顺路”拍摄的对象。

更关键的是文化距离。葡萄牙人看澳门，带着四百年的殖民情感，镜头里总有一种“自家后院”的随意或眷恋。而澳大利亚摄影师不同——他们对澳门没有历史包袱，看到的是一座正在急速变化的东方小城。这种“外来者的新鲜感”，反而让他们的照片有一种特别的锐度。

我曾在堪培拉的国家图书馆翻到一组1987年的底片，拍摄者是《悉尼先驱晨报》的摄影记者。他拍的是内港的渔船和码头工人，但角度很怪——不是常规的正面拍摄，而是从一艘废弃驳船的舷窗里往外拍，画面被铁框切割成不规则的形状。这种构图在当时的澳门本地摄影中几乎看不到。他在图片说明里写道：“这里的一切都在消失，我想拍下消失本身。”

影像背后的权力关系

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澳大利亚摄影师拍澳门，终究是一种“外部视角”。他们选择拍什么、不拍什么，背后有一套隐性的筛选机制。比如，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新澳资”图片中，大量出现的是三类题材：赌场霓虹灯、水上人家的贫困生活、以及中葡文化混杂的街头景观。这三类题材恰好对应了西方读者对澳门的想象——东方主义的、异域风情的、即将消失的。

我对比过同一时期澳门本地摄影师的作品，发现他们拍得更多的是日常——街市买菜、小孩放学、茶楼饮茶。这些照片在澳大利亚媒体的编辑手里，往往被归入“资料图片”而非“新闻图片”，很少有机会发表。换句话说，“新澳资科图片”这个档案本身，就是经过筛选和编辑的产物。它记录的不是澳门，而是澳大利亚媒体眼中的澳门。

几张具体照片的细读

让我挑几张有代表性的来说。

第一张，1984年拍摄于路环。画面是一个小女孩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背后是一面贴满瓷砖的墙。瓷砖是典型的葡式蓝白花纹，但有几块已经脱落，露出下面的红砖。女孩手里拿着一根冰棍，眼睛看着镜头，表情说不上是好奇还是警惕。这张照片的妙处在于“不完整”——它没有拍出整个房子，也没有拍出整条街，只截取了一个局部。但正是这个局部，把澳门那种“拼贴感”拍出来了：葡萄牙的瓷砖、中国的红砖、小女孩手上的冰棍（可能是本地品牌，也可能是进口的），三种元素挤在一个画面里，谁也不让谁。

第二张，1990年拍摄于新马路。这是一张夜景，用的是彩色反转片，颜色很浓。画面中央是一块巨大的霓虹灯招牌，写着“大龙凤茶楼”，但招牌下面站着的却是一个穿着西装的白人男子，正在看手表。周围的行人都是模糊的，只有他是清晰的。这张照片后来被很多评论者解读为“殖民权力的黄昏”——一个即将离开的葡萄牙人（或者澳大利亚人？），站在即将消失的茶楼招牌下，等待一个不会到来的时刻。但我觉得这种解读太方便了。也许他只是个游客，也许他在等朋友，也许他只是碰巧站在那里。照片的意义从来不是固定的，它取决于谁在看、在什么时代看。

第三张，1995年拍摄于氹仔。这是一张黑白照片，拍的是一个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画面里只有钢筋、水泥和几个工人的背影。没有赌场，没有霓虹灯，没有葡式建筑。这张照片在澳大利亚的档案里被归入“经济开展”类，但我觉得它更像是一张“未来”的照片——它拍的是澳门即将变成的样子，而不是它当时的样子。有趣的是，这张照片在澳门本地几乎没有人见过。它躺在悉尼的档案馆里，像一个被遗忘的预言。

档案的沉默与噪音

说到档案，就不得不提“新澳资科图片”的整理问题。这些照片分散在至少七个不同的组织里：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悉尼科技大学、墨尔本大学、以及三家私人基金会。每个组织的分类标准都不一样。有的按年份，有的按主题，有的按摄影师姓名。更麻烦的是，很多底片没有详细的拍摄信息——地点、时间、人物，全靠摄影师本人的记忆或笔记。而摄影师大多已经去世或年事已高。

我在墨尔本见过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摄影师，他翻出一盒底片，看了半天，说：“呢张系澳门嘅，但系边度就唔记得喇。”照片上是一条窄巷，两边是灰色的墙，远处有一盏路灯。这条巷子可能在大三巴附近，也可能在沙梨头，甚至可能在路环。没有地标，没有门牌，没有任何可以定位的线索。这张照片因此变成了一张“无名”的照片——它属于澳门，但不属于澳门的任何一个具体地点。

这种“无名性”恰恰是“新澳资科图片”最迷人的地方。它们不是官方档案，不是旅游宣传照，不是艺术摄影。它们是一群外来者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偶然记录。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准确”，而在于“偏差”。正是这些偏差，让EVO视讯(科技)看到澳门在不同人眼中的不同样子。

视角的转换与再解读

最近几年，澳门本地的一些年轻研究者开始重新整理这些“新澳资科图片”。他们不再把它们当作“澳大利亚人拍的澳门”，而是当作“澳门历史的一部分”。这个视角的转换很重要。因为一旦这些照片被纳入澳门本地的历史叙事，它们就不再是“外来者的凝视”，而是“多元记忆的拼图”。

比如，有一张1988年拍摄于妈阁庙前的照片，画面里是一个澳大利亚摄影师和一群澳门小孩的合影。摄影师蹲在中间，小孩们围着他，有的做鬼脸，有的害羞地笑。这张照片在澳大利亚的档案里被标注为“摄影师与当地儿童”，但在澳门研究者的重新解读中，它变成了“跨文化接触的瞬间”。那个澳大利亚人是谁？他为什么出现在那里？他和这些小孩说了什么？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但正是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让照片活了起来。

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新澳资科图片”在澳门展出时，本地观众往往会指认照片中的地点和人物。“呢度系我阿婆以前住嘅地方。”“呢个人我识，系我同学嘅爸爸。”这种指认让照片从“档案”变成了“记忆”。而记忆是可以共享的，也是可以争论的。一张照片，在澳大利亚是“资料”，在澳门是“故事”。这个转换过程本身，就是“新澳资科图片”最值得研究的地方。

数字化之后的可能

现在，这些照片正在被陆续数字化。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已经公开了大约三千张“澳门相关”图片，分辨率很高，可以免费下载。澳门的一些文化组织也在做类似的工作，但进度慢一些。数字化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照片开始被用于各种非学术的用途。有人把它们做成明信片，有人把它们印在T恤上，有人用它们做视频的背景。这些使用方式未必“正确”，但它们让照片重新进入了流通。

我见过一个澳门年轻人，把一张1985年的内港照片做成了手机壁纸。他说：“呢张相好有feel，好似我细个嗰阵嘅澳门。”其实1985年他还没出生。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张照片让他觉得和某个过去的澳门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是真实的，哪怕它是顺利获得一个澳大利亚摄影师的镜头建立的。

所以，“新澳资科图片”背后的故事，说到底是一个关于“看”和“被看”的故事。澳大利亚人看澳门，澳门人看澳大利亚人拍的澳门，EVO视讯(科技)看当年的澳大利亚人怎么看澳门。每一层看，都叠加了新的意义。而这些照片，就像一面面不规则的镜子，照出的从来不是完整的澳门，而是澳门在不同时刻、不同目光下的碎片。碎片拼不出全貌，但碎片本身，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