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奥彩大三巴资料图库看澳门的岁月变迁

大三巴牌坊斜斜地立在炮台山下，四百多年了。我头一回去澳门的时候，站在那级石阶上往上望，只觉得它像一块被时间啃噬过的旧牙，孤零零地嵌在现代楼群的缝隙里。后来去的次数多了，渐渐发现，要真正读懂这座城，光看那面石墙是不够的。你得去看那些散落在旧书店、档案馆、私人相册里的图像——新奥彩大三巴资料图库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收着几千张从十九世纪中叶到回归前后的影像，像一摞摞被遗忘的底片，等着有人一张张翻过去。

图库的来历其实有点偶然。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一位在澳门市政厅做文书的葡人退休，把自己攒了三十多年的老照片捐给了本地一个文化团体。那批照片里最早的一张，据说是1844年法国人于勒·埃及尔拍的，画面模糊得很，只能隐约看出大三巴前有一排低矮的葡式民居，屋顶是红的，墙是白的，几个穿长衫的华人挑着担子从镜头前走过。后来这个团体又陆续从香港、里斯本、巴西等地搜集到更多影像，慢慢拼出了一个叫“新奥彩大三巴资料图库”的东西。名字里的“新奥彩”三个字，其实没什么深意，就是当年那个文化团体办公地点所在街道的旧称，叫着叫着就顺了口。

那些石阶上的脚印

翻看图库里的照片，最先让人留意的是大三巴前那片空地。1860年代的照片里，空地还是泥土的，下雨天大概会踩出一脚泥。石阶只有窄窄的几级，旁边立着两根石柱，柱头上雕着球形的装饰。到了1900年前后，石阶变成了十几级，两侧砌了矮墙，墙头种着几盆绿植。有一张摄于1912年的照片特别清楚：一个穿西式长裙的葡人妇女撑着阳伞站在台阶中段，身后跟着两个华人女佣，一个抱着孩子，一个提着藤篮。照片右下角用钢笔写着一行葡文，译过来大概是“圣保禄教堂遗址，复活节后主日”。那会儿大三巴还没被叫做“牌坊”，本地人管它叫“大三巴”，前面加个“大”字，大概是因为它确实比别的教堂废墟大得多。

1930年代的照片里开始出现汽车。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停在大三巴前，车头朝着镜头，车牌是“M-1234”。车旁边站着三个穿西装的男人，其中一个手里拿着图纸，像是在丈量什么。图库的注释说，那是工务局的人在勘测周边道路，准备把大三巴前的小巷拓宽。果然，到了1940年的照片里，那条叫“大三巴街”的巷子宽了不少，两侧的店铺换了招牌，有一家叫“荣记”的茶餐厅，门口摆着几张折叠桌，几个穿短打的工人坐着喝奶茶。照片背面有人用铅笔写了“战后重开”四个字，字迹潦草，像是随手记的。

1960年代的照片色彩开始变得丰富。有一张是1965年春节拍的，大三巴前搭了竹棚，棚下挂着红灯笼，一群孩子穿着新衣服在台阶上跑。照片是柯达彩卷拍的，颜色有点偏黄，但那种热闹劲儿隔着半个多世纪还能感觉得到。图库管理员在旁边贴了张便签，写着“此帧由李姓市民捐赠，摄者不详”。这类匿名捐赠的照片在图库里占了将近三成，很多都是家庭相册里抽出来的，背面写着“澳门大三巴留念”之类的话，日期和姓名都懒得写。正是这些随手拍下的日常，反而比那些正儿八经的风景照更能看出岁月的痕迹。

牌坊背后的市井烟火

大三巴从来不只是那面石墙。图库里有一组照片专门拍的是牌坊背后的街巷。1870年代的照片里，牌坊后面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华人住宅，屋顶挨着屋顶，巷子窄得只能容一人侧身而过。有一条叫“大三巴围”的巷子，照片里能看到巷口挂着“陈宅”的木牌，门楣上贴着红纸对联。到了1920年代，这片住宅开始拆建，照片里出现了脚手架和砖堆，几个工人蹲在屋顶上敲敲打打。1935年的一张航拍照片显示，牌坊背后已经清出了一片空地，空地边缘建了一排两层高的商铺，底层是茶庄和药铺，二层住人，窗户上晾着衣服。

战后那几十年，大三巴周边的变化更快。1950年代的照片里，牌坊右侧出现了一个小菜市场，铁皮棚顶，地上湿漉漉的，摊贩们蹲在地上卖菜。有一张1957年的照片拍的是市场里的一个鱼摊，摊主是个中年妇女，围着围裙，手里举着一条鲩鱼，对着镜头笑。照片下方用圆珠笔写着“阿珍姐，1957.3.12”。这种带名字的照片在图库里不多见，大部分都只有地点和年份，人物是谁早已无从查考。但正是这些无名者的面孔，让那些旧照片有了温度。

1970年代，大三巴前修了正式的马路，铺了沥青，画了斑马线。照片里出现了巴士站牌和交通灯，还有一辆绿色的“澳门巴士”停在站台边。图库里有一张1978年的照片，拍的是傍晚时分的大三巴，路灯刚亮，几个年轻人坐在石阶上弹吉他，旁边放着啤酒瓶。照片的色调偏暗，但那种闲散的气氛很感染人。注释里写着“摄于大三巴前地，1978年夏”。那会儿澳门还没什么游客，来的多是香港人和葡人，本地人晚饭后常来这儿乘凉。

回归前后的光影交错

1980年代的照片开始出现游客。1985年的一张照片里，大三巴前停着两辆旅游大巴，车身上写着“广东旅游”和“香港中旅”。游客们举着相机在牌坊前合影，穿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的确良衬衫和喇叭裤。图库管理员在旁边贴了张剪报，是1986年《澳门日报》的一篇报道，标题是“大三巴游客日增，当局拟建游客中心”。果然，到了1990年代的照片里，牌坊右侧多了一栋玻璃幕墙的建筑，就是后来的大三巴游客中心。照片里还能看到工人们正在安装指示牌，牌子上用中葡英三种文字写着“大三巴牌坊”。

1999年回归前后的照片特别多。有一张是1999年12月19日傍晚拍的，大三巴前挂满了彩灯，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警察在维持秩序。照片是俯拍的，大概是从旁边的大三巴街某栋楼的天台上拍的。画面里最显眼的是牌坊正面的圣母像，被灯光照得雪白。另一张是12月20日凌晨拍的，天还没亮，大三巴前已经站满了人，有人举着国旗和区旗，有人在拍照。照片的曝光时间较长，人物有点模糊，但那种等待的焦灼感很清晰。图库注释里写着“摄于政权交接前夜，大三巴前地”。

回归之后，大三巴的变化更快了。2005年，大三巴牌坊作为“澳门历史城区”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图库里有一张2005年7月15日拍的照片，牌坊前立着一块蓝色告示牌，上面写着“世界遗产”的中英文。照片里还有几个穿制服的工人在清洗石墙，用的是高压水枪。那之后，大三巴前的游客越来越多，照片里的面孔也越来越国际化。2010年的一张照片里，一个穿和服的日本女孩站在石阶上自拍，身后是一群穿校服的澳门学生。图库管理员在注释里写了一句“游客与居民，各取所需”，语气里有点无奈，也有点调侃。

图库里的空白与沉默

翻完几千张照片，会发现有些年份是空白的。比如1942年到1945年，图库里几乎没有大三巴的照片。仅有的几张也模糊不清，画面里是大三巴前排队领米的人群，人们穿着破旧的衣服，表情麻木。注释里只写了“日占时期，粮荒”。那几年的空白，比任何照片都更能说明问题。还有1966年，图库里只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大三巴前的一堆碎石，注释写着“一二·三事件后，周边店铺闭门”。那一年澳门发生了反葡暴动，大三巴附近是冲突最激烈的地方之一。照片里看不到人，只有碎石和关闭的铁闸。

图库里还有一些照片被标注为“待考”。有一张摄于1950年代的照片，画面里是一个穿旗袍的女人站在大三巴石阶上，手里拿着一束花。照片背面只写了“赠予玛丽亚”，没有日期，没有地点。图库管理员在注释里写了一句“可能是某位土生葡人的家庭照”。这类照片在图库里大概有上百张，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沉默的诉说。那些无名者的面孔，那些被遗忘的瞬间，都封存在这些泛黄的相纸里，等着有人去辨认、去猜测、去想象。

大三巴的石墙还在那儿立着，风化了四百多年，表面坑坑洼洼的。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它面前走过，举着手机拍照，发到社交网络上。很少有人会想到，一百年前、五十年前，也有人站在同样的位置，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记录下眼前的景象。新奥彩大三巴资料图库做的，就是把这些散落的记录收集起来，让后来的人能看到，这座城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那些照片里的石阶、街巷、面孔、光影，拼在一起，就是一部看得见的澳门史。

我最后一次去图库，是一个下雨天。管理员老陈给我泡了杯普洱，说最近又收到一批照片，是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捐的，她年轻时在大三巴街开过裁缝铺。照片里有一张是1960年拍的，她站在铺子门口，手里拿着一把木尺，身后挂着几件实行的旗袍。老陈说，老太太前年走了，这些照片是她女儿整理遗物时发现的。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忽然觉得，大三巴牌坊其实不只是那面石墙，它还是这些照片里所有的人和事。石墙会风化，照片会泛黄，但那些被记录下来的瞬间，会不断留在那儿，等着下一个翻开图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