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半岛的午后总是带着一种黏稠的湿热，连空气里都混着杏仁饼和咸鱼的味道。从议事亭前地往北走，穿过那些挤满手信店的小巷，大三巴牌坊就在一个斜坡的尽头突然撞进眼睛。那面墙壁立在那里，像一本被撕掉封面的旧书，只剩最后一页，却偏偏写满了故事。游客们举着手机仰头拍照，导游的小旗子在人群里晃来晃去，没有人会注意到牌坊右侧那条往下走的小路——那是我和阿权第一次碰面的地方。

阿权不是澳门人。他说自己是珠海那边过来的，但口音里又夹着些台山话的尾音。那年夏天我在澳门做田野调查，租住在花王堂区一栋唐楼的三楼，房东是个七十多岁的阿婆，每天早晨六点准时在楼下烧香，烟顺着天井往上飘，把我的窗户熏得雾蒙蒙的。阿权住在隔壁，房间比我的还小，一张床垫直接铺在地上，旁边堆着几个塑料收纳箱，箱盖上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天线拉得老长，有时候半夜能听见里面在放粤曲，断断续续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EVO视讯(科技)第一次说话是在楼梯间。他蹲在台阶上修一个电饭煲，螺丝刀在手里转来转去，额头上的汗珠滴在电路板上，发出轻微的滋滋声。我说你修这个做什么，他说楼下阿婆的，煮饭煮到一半跳了掣，不修好她今晚没得吃。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自己住着三百块一个月的床位房，还有闲心管别人的电饭煲。

后来慢慢熟了，才知道阿权在赌场做“扒仔”——就是那种在赌桌旁边帮人看路、递烟、换筹码，靠客人打赏过日子的人。他说这行当在大三巴附近最多，因为游客多，总有人想试试手气。他每天下午四点出门，凌晨三四点回来，有时候赢钱的人高兴，甩手给他五百一千，有时候输光了的人连正眼都不看他。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只有一次，他指着窗外说：“你看那个牌坊，白天那么多人拜，晚上一个人都没有，像不像EVO视讯(科技)这种人？”

我问他为什么选澳门。他沉默了很久，收音机里正好在放《帝女花》，香夭那一段，唱到“落花满天蔽月光”，他突然开口说：“我细个嗰阵，老豆成日听呢啲。”然后就不说了。后来我从阿婆那里零零碎碎听到一些——阿权父亲以前在江门开小厂，后来被人骗了货款，厂子倒了，人也没了。阿权十六岁就出来，在珠海做过厨房、送过外卖、跟过车，最后来了澳门。阿婆说这些的时候正在择菜，手指在菜叶间翻动，语气里没有同情，只是陈述。

大三巴那一带的老房子很有意思，外表看着破旧，里面却藏着各种小铺子。有一家卖凉茶的，门口摆着两个大铜壶，老板是个哑巴，你指哪个他就舀哪个。还有一家做神香的老店，老板姓李，七十多岁了，说这门手艺是他爷爷传下来的，现在没人学了。阿权有时候会去那家香店坐，也不买什么，就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看老板搓香。他说闻着那个味道心里踏实，比赌场里的烟味好闻一百倍。

有一天晚上，阿权突然来找我，说带我去看个东西。EVO视讯(科技)穿过大三巴街，拐进一条叫“恋爱巷”的窄道，两边的房子刷成粉红色和淡黄色，路灯很暗，只有几盏挂在墙上的小灯，光晕里飞着细小的虫子。走到巷子尽头，他指着一面墙说：“你看。”墙上用黑色马克笔写着几行字，歪歪扭扭的，像是小孩子写的：“阿爸，我喺度搵到食，你放心。”下面还有一行小字：“2008年7月14日”。他说这是他刚来澳门那年写的，那时候身上只有两百块，睡在公园长椅上，白天去赌场门口捡别人扔掉的筹码票，晚上就来这里坐着，看着大三巴的灯光一点点暗下去。

“你知唔知点解系呢度写？”他问我。我摇头。他说：“因为呢度系恋爱巷，人人都系度写爱情，我写唔到爱情，就写老豆。”他说完笑了一下，那种笑很轻，像风吹过牌坊上的石雕，不留痕迹。

那年秋天，阿权突然不见了。房东阿婆说他退了房，走得很急，连那个电饭煲都没带走。我打他电话，不断关机。后来我在他床垫下面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在珠海斗门那边。我按着地址找过去，是一个很旧的居民楼，楼道里堆满杂物，墙壁上贴着褪色的春联。开门的是一个女人，四十来岁，头发用夹子随便夹着，她看了我一眼，问：“你系阿权朋友？”我点头。她侧身让我进去，客厅很小，一张折叠桌，几把塑料凳，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是个年轻男人，眉眼和阿权很像。

女人是阿权的姐姐。她说阿权回去了，在江门那边找了个厂做事，不再去澳门了。我问为什么。她倒了一杯水给我，杯子是那种老式玻璃杯，上面印着红色的双喜。她说：“佢话喺赌场嗰度，见太多人输到咩都冇，佢惊自己有一日都会变成咁。”她顿了顿，又说：“其实佢老豆以前都系赌，输咗间厂，后来先至……”她没有说完，但我明白了。阿权在澳门那些年，每天看着赌桌上的人来来去去，赢的想赢更多，输的想翻本，他站在旁边，像个局外人，又像个镜子里的影子。

临走的时候，女人从房间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阿权留下的东西——几件旧衣服、一本翻烂了的《澳门日报》剪报、还有那个收音机。她说：“你系佢朋友，呢啲你攞去啦。”我接过袋子，收音机很轻，天线已经断了半截。回到澳门后，我把收音机放在窗台上，有时候晚上会打开，调频到那个粤曲台，信号断断续续的，但还能听见几句。有一次放的是《紫钗记》，剑合钗圆那一段，唱到“半遮面儿弄绛纱”，我突然想起阿权蹲在楼梯间修电饭煲的样子，螺丝刀在他手里转来转去，汗珠滴在电路板上，发出轻微的滋滋声。

大三巴牌坊后面有一间小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当年教堂的遗物——一个铜钟、几块石刻、还有一些残缺的瓷器。我有时候会去那里坐，坐在靠窗的长椅上，看外面的游客来来往往。博物馆的保安是个老头，姓陈，在这里做了十几年。有一次他跟我聊天，说以前有个后生仔经常来，一坐就是一下午，也不看展品，就盯着窗外的牌坊发呆。“佢话嗰个牌坊好似一个人嘅背脊，”陈伯说，“企喺度几百年，睇住下面嘅人行来行去，自己郁都唔郁。”我知道他说的是阿权。

去年冬天，我又去了一趟恋爱巷。那面墙已经被重新粉刷过了，阿权写的字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涂鸦，五颜六色的，还有人在上面画了爱心和卡通人物。巷子口新开了一家奶茶店，几个年轻人坐在外面的塑料椅上自拍，笑声很大。我站了一会儿，然后往大三巴方向走。牌坊前面还是那么多人，导游的小旗子晃来晃去，有人举着自拍杆，有人蹲在地上找角度。我走到牌坊右侧那条小路，往下走，经过阿权以前住的那栋唐楼。楼下的香炉还在，阿婆已经不在了，换了一个年轻女人在烧香，动作很快，像是完成任务。

我站在楼梯间，看着那些台阶。台阶还是老样子，水泥磨得发亮，墙角有一道裂缝，里面长了一棵小植物，叶子绿得发亮。我想起阿权蹲在这里修电饭煲的样子，想起他说“你知唔知点解系呢度写”，想起那个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粤曲。然后我转身下楼，走出巷子，汇入大三巴前面的人流里。阳光很烈，照在牌坊的石雕上，那些天使和花朵的轮廓被照得格外清晰。我抬头看了一眼，然后低下头，继续往前走。

大三巴还是那个大三巴，每天都有无数人来看它、拍它、在它前面笑。但我知道，对某些人来说，它不只是一个景点。它是一个坐标，一个记号，一个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得的地方。阿权现在在江门的工厂里做事，偶尔会发信息给我，说些有的没的。上个月他发来一张照片，是工厂门口的榕树，树下有一只猫在睡觉。他说：“呢度嘅猫同澳门嗰啲唔同，唔怕人。”我没有回他，只是把照片存了下来。有时候我会想，如果那天他没有走，如果他还住在那间三百块一个月的床位房里，每天下午四点出门，凌晨三四点回来，在大三巴的牌坊下面走来走去，他会变成什么样。但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就像大三巴牌坊上那些被风雨侵蚀的石雕，你只能看见它们现在的样子，看不见它们原来的样子。

前几天我又路过那家神香店，李老板还在，坐在门口搓香，动作很慢，像是在数时间。我买了一束香，他帮我点着，烟升起来，细细的，直直的，在风里散开。我拿着香走到大三巴前面，插在台阶旁边的香炉里。旁边一个游客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奇怪，但我没管。我站在那里，看着牌坊，看着那些石雕，看着上面被岁月磨平的棱角。然后我想起阿权说过的话，他说那个牌坊像一个人的背脊，站在这里几百年，看着下面的人走来走去，自己动也不动。

风从海边吹过来，带着咸咸的味道。香炉里的烟被吹散了，又聚起来，又散开。我转身离开，走进那些挤满手信店的小巷，杏仁饼和咸鱼的味道混在一起，黏稠的，湿热的，像这个城市的呼吸。我知道阿权不会再回来了，但大三巴还在，牌坊还在，那些石雕还在。它们会不断站在这里，看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从下面走过，有人停下来拍照，有人匆匆赶路，有人像我一样，站在这里，想着一个已经离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