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二十七分，我从十六浦那边拐进沙栏仔街。澳门的九月还热着，空气里混着刚下过雨的潮气和一股若有若无的咸鱼味。街灯是那种老式的黄光，照在碎石路面上，一块亮一块暗，像谁随手撒了一把旧铜钱。拐角那家没有招牌的糖水铺还亮着灯，铁闸只拉下来一半，从里面透出来的灯光把门口那棵榕树的树根照得油亮。

老板娘正弯腰搅着一锅东西，勺子碰着锅壁，发出闷闷的声响。她听见脚步声，头也不抬，用广东话说了一句：“今日有芝麻糊，要唔要？”声音沙沙的，像砂纸磨过木头。我点头，在门口那张折叠桌旁坐下来。桌面铺着一层塑料布，红白格子的，边角用透明胶带粘着，胶带已经发黄卷边。桌上有几只蚂蚁在爬，沿着桌腿一条看不见的路线，不慌不忙地往墙根去。

十月初五街的最后一炉蛋挞

从沙栏仔街往北走，过了快艇头里，就是十月初五街。这条街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一首诗，实际上却是一条窄窄的、两旁挤满老铺的巷子。晚上九点半，大部分店铺已经落了闸，只有街尾那家饼店还开着。铁盘上还剩最后几个蛋挞，酥皮在灯光下泛着油光，像一层薄薄的琥珀。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男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背心，正用一把小铲子把蛋挞从烤盘上铲起来，动作很慢，像在做什么精细的手术。

“卖完这几个就收档了。”他说，声音不大，像是自言自语。我买了一个，站在门口吃。酥皮碎屑掉在手上，烫得人直吹气。蛋液还是滚烫的，甜里带着一丝焦香。旁边有个老伯坐在塑料凳上，面前摆着一杯奶茶，奶茶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奶皮。他看见我看他，咧嘴笑了笑，露出几颗金牙，说：“呢间铺头我帮衬咗四十年啦，以前仲系推车仔嘅时候我就买。”他说这话时，眼睛眯起来，像是在看很远的地方。

这条街以前是澳门最热闹的商业街之一，卖米、卖油、卖咸鱼、卖凉茶，什么都有。现在白天还能见到一些游客拿着手机拍照，到了晚上九点半以后，就只剩下这些老铺和住在楼上的老街坊了。楼上的窗户有的还亮着灯，有的已经黑了，晾在窗外的衣服在夜风里轻轻摆动，像一排沉默的旗帜。

永乐戏院旁边的凉茶铺

往镜湖马路那边走，靠近永乐戏院，有一家凉茶铺。说是铺，其实就是在骑楼底下摆了一张长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块手写的牌子，上面用红漆写着“廿四味”“五花茶”“崩大碗”。老板是个瘦小的阿婆，戴着一副老花镜，正坐在那里看报纸。报纸是《华侨报》，纸张已经泛黄，边角卷起来。她看见我走近，放下报纸，问：“饮咩茶？”声音很轻，像风吹过竹叶。

我要了一碗廿四味。她从一个大陶壶里倒出来，茶汤是深褐色的，冒着热气。碗是那种很旧的青花碗，碗口有一道细细的裂纹，用锔钉锔着。我喝了一口，苦得皱起眉头。阿婆笑了，说：“苦先至有效嘛。”她从旁边的小罐子里夹了一块陈皮梅递给我，“食粒梅，就唔苦啦。”

我问她开到几点。她说：“开到冇人饮就收档啦，有时十点，有时十一点，唔定嘅。”她顿了顿，又说：“以前永乐戏院做夜场，散场嘅时候好多人嚟饮凉茶，嗰阵做到成十二点几。而家戏院都好少做夜场咯。”她说完，又拿起报纸，但眼睛并没有看报纸，而是望着街对面那栋已经关了门的戏院。戏院门口的灯箱还亮着，上面贴着几张褪色的电影海报，有一张是《英雄本色》，周润发穿着风衣，嘴里叼着一根牙签。

福隆新街的夜里，那些没有招牌的店

从永乐戏院往南，穿过几条小巷，就到了福隆新街。这条街以前是烟花之地，现在变成了手信街，白天游客挤得走不动路。但到了晚上九点半以后，游客散了，整条街就安静下来。街两旁的店铺大多已经关门，只有几家还亮着灯。有一家卖花生糖的，门只开了一条缝，从缝里透出灯光和一股焦糖的甜味。老板在里面看电视，电视里在放一部老粤语片，声音开得很小。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他也没出来招呼，只是偶尔抬头看一眼门外，又低下头去。

再往前走，有一家没有招牌的裁缝店。门是那种老式的木门，上半截是玻璃，下半截是木板。玻璃上贴着一张红纸，上面用毛笔写着“改衫”两个字，字迹已经褪色。透过玻璃可以看见里面挂满了衣服，有的用塑料袋套着，有的就那么挂着。缝纫机旁边坐着一个女人，低着头在踩踏板，缝纫机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她没有抬头，也没有停下手里的活。灯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像一层薄薄的霜。

福隆新街的尽头是清平直街，那里有一家卖云吞面的，也是老店。晚上九点半，店里还有两三个客人，都是老街坊。老板在厨房里煮面，热气从窗口涌出来，把挂在墙上的菜单熏得发黄。菜单是用毛笔写的，字很漂亮，像是出自某个落魄文人之手。云吞面端上来，汤是清的，面条是细的，云吞的皮薄得几乎透明，能看见里面粉红色的虾肉。我吃了一口，面很弹牙，汤很鲜，但那种鲜不是味精的鲜，是大地鱼和虾子熬出来的鲜，带着一点海水的咸味。

那些还在营业的，和已经关门的

澳门的老店，很多都在消失。有的因为租金涨了，有的因为老板老了，有的因为没有人接手。我认识一个开五金店的老板，在草堆街开了三十多年，去年关了门。他说：“而家冇人买螺丝钉啦，买都系去淘宝买。”他把店里的东西清空那天，我路过那里，看见他把一块写了几十年的招牌拆下来，靠在墙边。招牌是木头的，上面的字已经模糊了，只能隐约看见“xx五金”几个字。他站在门口抽了一根烟，然后把招牌搬上一辆小货车，开走了。第二天，那间铺子就贴出了招租的告示。

但还有一些店，还在开着。它们像那些在夜里还亮着的窗户，不多，但总还有。十月初五街有一家卖咸鱼的，老板是个八十多岁的老头，每天下午才开门，晚上九点半以后才关。他说他卖咸鱼卖了六十多年，从十几岁就开始卖。“以前呢条街有十几间卖咸鱼嘅，而家得返我一间。”他说这话时，正在用一张旧报纸包一块梅香咸鱼。报纸是《澳门日报》，日期是前几天的。他把咸鱼包好，用一根咸水草扎起来，递给我。咸水草是绿色的，带着一股草腥味，和咸鱼的腥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很特别的气味。他说：“你返去蒸猪肉，好食到不得了。”

我拿着那块咸鱼，走在十月初五街上。街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碎石路面上。远处传来一阵摩托车的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消失在巷子的尽头。路边的猫从垃圾桶上跳下来，轻手轻脚地钻进一条窄巷。巷口的墙上贴着一张海报，是某个社团的敬老活动，日期已经过了，海报的边角被风撕开，在夜风里微微翻动。

九点半的澳门，和白天完全是两个样子。白天的澳门是游客的，是赌场的，是那些金碧辉煌的大酒店的。晚上的澳门，尤其是九点半以后的澳门，才是那些老街坊的，是那些老店的，是那些还在营业的街角的。它们不声不响地开着，灯光不亮，招牌不显眼，但只要你走进去，就能看见时间在那里停留。那些老板和老板娘，那些老街坊，那些旧桌椅和旧碗碟，都在告诉你一件事：有些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就消失的。

我走到红窗门街的时候，看见一家卖凉果的店还开着。玻璃柜里摆着一格一格的凉果，有柠檬、有陈皮、有话梅、有山楂。老板是个中年女人，正在用一把小秤称东西。她看见我，笑了笑，问：“要买咩？”我指了指柠檬，她称了半斤，用一张油纸包好，递给我。油纸是半透明的，能看见里面金黄色的柠檬片。她说：“呢个柠檬好靓嘅，浸水饮好。”我点点头，接过纸包。纸包还是温热的，像是刚从柜子里拿出来。

我继续往前走，经过一家打铁铺。铁铺的门已经关了，但里面还亮着灯。透过门缝可以看见一个老人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锤子，正在敲打一块烧红的铁。锤子落在铁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在夜里传得很远。他没有注意到我，只是专心致志地敲打着那块铁。铁块在他手里慢慢变形，变成一把菜刀的形状。火光映在他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很深，像刀刻的一样。

这就是九点半以后的澳门。它不繁华，不喧闹，不引人注目。它只是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开着，像一盏不太亮的灯，照着那些还在走夜路的人。那些老店，那些老街坊，那些还在营业的街角，它们构成了澳门的另一面，一个更真实、更缓慢、更有人情味的澳门。这个澳门不在旅游手册上，不在赌场的宣传片里，它只在那些愿意在晚上九点半以后出门走走的人的脚下。

我走到河边新街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海风从内港那边吹过来，带着一股咸咸的湿气。路边还有一家卖粥的，门口摆着几张桌子，几个客人坐在那里吃宵夜。老板在灶台前忙碌，锅里的粥在翻滚，冒着白色的热气。我要了一碗艇仔粥，坐在路边吃。粥很绵，料很足，有鱼片、有鱿鱼、有花生、有油条。旁边桌的两个老伯在下棋，棋盘是画在一张旧报纸上的，棋子是象棋子，有的已经裂了，用胶水粘过。他们下得很慢，每走一步都要想很久。其中一个老伯走了一步棋，抬头看见我在看他们，笑了笑，说：“食粥啊？呢间粥铺开咗几十年啦，以前我老窦带我来食，而家我带个孙来食。”

我吃完粥，付了钱，继续往前走。河边新街的尽头是妈阁庙，庙门已经关了，但庙前的石阶上还坐着几个人，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看海。海面上有船在走，船上的灯在水面上拖出一条长长的光带。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回走。经过那家粥铺的时候，老板正在收档，把桌子一张一张地搬进去。他看见我，点了点头，说：“下次再来。”我说好。

走在回去的路上，我想起那些还在营业的街角老店。它们就像这个城市的记忆，一点一点地消失，但总还有一些留了下来。它们在夜里亮着灯，等着那些还愿意走进去的人。它们不着急，也不慌张，只是在那里，一天一天地开着。也许明天，也许后天，它们中的某一家就会关门，但那又怎么样呢？至少今天晚上，它们还在。至少今天晚上，我还能走进去，坐下来，吃一碗粥，喝一杯茶，听老板说几句话。这就够了。

九点半的澳门，那些还在营业的街角老店，它们不声不响地开着，像这个城市最后的守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