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江左挴郎：一位文人的濠江岁月

澳门这座城，向来不缺故事。赌场霓虹与教堂钟声交织，葡式碎石路与岭南骑楼並肩，而在这座城的褶皱深处，还藏着一些更安静的人与事。江左挴郎便是其中之一。他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也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传奇，但在澳门上世纪中叶的文人圈子里，这个名字却像一盏不灭的油灯，照亮过许多同路人的心。

挴郎本姓江，祖籍江苏，因常以“江左挴郎”为笔名发表文章，久而久之，圈内人便只唤他“挴郎”。他生于光绪末年，少年时随做生意的父亲迁居澳门，从此在这片弹丸之地上扎下根来。彼时的澳门，远不如今日繁华，却有一种奇异的包容——既容得下葡国人的红酒与斗牛，也容得下南来文人的诗词与叹息。挴郎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读的是圣若瑟修院的洋文，骨子里却浸着江南的烟雨。

一、初到濠江

挴郎第一次踏上澳门的码头时，才不过十三岁。据他后来在《濠江旧梦》一文中的回忆，那天正下着细雨，妈阁庙前的石阶被雨水打得发亮，海面上飘着几艘渔船，桅杆上挂着褪色的红布。他父亲牵着他的手，用一口吴语腔的官话对码头上的搬运工说：“劳驾，烦请搬一下行李。”那搬运工是本地人，听了半天才明白，笑着用半生不熟的粤语回了一句：“先生，你讲慢啲啦。”

这个细节，挴郎记了一辈子。他说，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成了“外乡人”。在江苏老家，他是私塾里背得出《论语》的聪明孩子；到了澳门，他连买一碗云吞面都要比划半天。但澳门人没有欺生。街坊邻里见他年纪小，又斯文有礼，常常多给他一些照顾。楼下开凉茶铺的陈伯，见他咳嗽，便免费送他一碗癍痧；隔壁做裁缝的周婶，见他衣服破了，便叫他脱下来替他缝补。挴郎后来说，澳门教会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人情的温度与语言无关”。

他父亲原本打算让他子承父业，做点小生意。但挴郎对算盘毫无兴趣，却对书报痴迷。他常常跑到板樟堂街的一家旧书店，一待就是大半天。书店老板是个前清秀才，姓区，见他爱读书，便破例允许他赊账。挴郎在那里读到了《新民丛报》，读到了《新青年》，也读到了澳门本地出版的《镜海丛报》。这些报刊像一扇扇窗户，让他看到了比澳门更大的世界。他开始尝试写作，第一篇投稿是给香港的《循环日报》，写的是澳门街头的凉茶铺，署名“江左挴郎”。文章发表了，稿费换来了三块大洋，他拿去买了半部《辞源》。

二、文人圈里的“异类”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澳门聚集了一批从内地南来的文人。他们或因战乱，或因政治失意，把澳门当作暂时的栖身之所。这些人中，有后来大名鼎鼎的学者，也有默默无闻的教书先生。挴郎与他们的交往，带着一种微妙的距离感。他既不是“南来文人”中的一员，因为他们大多把澳门当作“过路的地方”；也不完全属于本地文人，因为他写的是白话文，用的是江南式的细腻笔触，与本地文人惯用的粤语方言写作格格不入。

但他偏偏在这两个圈子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替南来文人做翻译——不是语言上的翻译，而是文化上的翻译。那些初到澳门的文人，不懂本地风俗，不晓葡语规章，常常闹出笑话。挴郎便写文章介绍澳门的风土人情，用浅白的文字解释“澳门街”的规矩。比如他写过一篇《澳门茶楼规矩》，详细说明“搭台”的礼仪、“扣茶”的手势、“埋单”的暗语。这篇文章后来被多家报刊转载，成了南来文人的“澳门生活指南”。

同时，他也替本地文人发声。本地一些老派文人，擅长诗词对联，却不懂现代报刊的编辑方式。挴郎便帮他们整理稿件，修改标点，有时甚至代为投稿。他从不署名，也不收报酬。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文章是大家的，澳门是大家的。我不过是中间的一根线，把珠子串起来罢了。”

这种“中间人”的角色，让挴郎在澳门文坛成了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没有自己的派系，却与所有派系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没有显赫的著作，却帮助许多人完成了他们的著作。他的书斋“挴庵”不大，只有一张书桌、一把藤椅、两架书，却常常高朋满座。据他晚年回忆，那时候的聚会，往往是下午三点开始，先喝一壶普洱茶，然后有人念诗，有人讲时事，有人争论某个字的读音。到了傍晚，大家便一起去附近的“六记粥面”吃一碗及第粥，有时还叫上一碟炸云吞。挴郎说：“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钱，但都很快乐。”

三、濠江岁月的沉淀

挴郎在澳门生活了七十多年，亲眼看着这座城从一个小渔村变成国际都市。他写过许多关于澳门的文章，但从不写赌场。有人劝他：“你写写赌场吧，那才是澳门最有名的东西。”他摇头说：“赌场是澳门的表面，不是澳门的里子。澳门的里子，在街市，在庙宇，在茶楼，在那些每天早晨提着鸟笼去公园的老人身上。”

他的文章里，有卖鱼的小贩，有做杏仁饼的师傅，有在岗顶剧院拉小提琴的葡国乐师，也有在卢九花园下棋的退休工人。他写这些人，不写他们的苦难，也不写他们的传奇，只写他们日常的、琐碎的、重复的生活。但正是这种“不写”，反而写出了澳门最真实的样子。有评论家说，挴郎的文章像澳门的碎石路——表面粗糙，走上去却踏实。

上世纪六十年代，挴郎曾短暂离开澳门，去香港的一家报社做编辑。但不到两年，他又回来了。他说：“香港太快了，快得让人来不及想事情。澳门慢，慢得刚好。”回到澳门后，他更加沉默了。他不再频繁投稿，而是把更多时间花在整理旧稿和教导年轻人上。他教过的学生里，有后来成为澳门知名作家的，也有只是把写作当作兴趣的。但无论哪种，他都一视同仁。他常说：“写文章不是要当作家，是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说出来了，心就安了。”

挴郎晚年住在三盏灯附近的一栋老楼里。房子不大，但有一个朝南的阳台。他每天早晨在阳台上浇花，下午在书桌前写字，傍晚去附近的公园散步。他的书桌上永远摆着一本翻开的笔记本，旁边是一支用了多年的钢笔。有人问他：“你还在写吗？”他笑着说：“写，但写得很慢。以前是写给别人看，现在是写给自己看。”

他最后的一篇文章，写的是澳门的一场雨。文章很短，只有几百字。他写雨落在妈阁庙的瓦上，落在议事亭前地的碎石上，落在路环的荔枝树上。他写雨的声音，写雨的气味，写雨中的澳门如何变得安静。文章结尾，他写道：“我在这座城里住了七十多年，看过无数场雨。每一场雨都不一样，但每一场雨都让我觉得，住在这里，是好的。”

挴郎去世后，他的家人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了一箱手稿。手稿里除了文章，还有许多未寄出的信。信是写给不同的人的，有南来的文人，有本地的街坊，有他教过的学生。信的内容大多是琐事——某本书找到了，某家茶楼换了老板，某条街的榕树被砍了。但每一封信的结尾，他都写着同一句话：“濠江安好，勿念。”

澳门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变。高楼越来越多，游客越来越密，老店越来越少。但如果你在某个安静的午后，走进一家老茶楼，点一壶普洱，叫一碟蛋挞，或许还能听见邻桌的老人，用带着粤语腔的官话，说起一个叫“江左挴郎”的人。他们会说，他写文章很慢，但写得很好。他们会说，他住在这里很久，但从不觉得自己是主人。他们会说，他爱这座城，就像爱一个老朋友——不喧哗，不张扬，只是安安静静地，陪着它走过一年又一年。

而濠江的水，依旧在妈阁庙前流过。它流过葡萄牙人的帆船，流过南来文人的叹息，流过挴郎的笔尖，也流过今天每一个在澳门生活的人。水不会记得谁来过，但来过的人，都记得这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