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会传真――香港：解读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运作模式

在香港这片寸土寸金的土地上，赛马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深入城市肌理的文化现象。每逢赛马日，跑马地或沙田马场人声鼎沸，投注站里挤满了盯着屏幕的市民。然而，很多人未必清楚，赛马背后那套庞大而精密的慈善机器——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它不像一般意义上的公益组织那样四处募捐，也不依赖政府拨款，而是以一种近乎自给自足的独特模式，将博彩收益转化为覆盖全港的公共服务与社区支持。这套模式运行了数十年，被不少国际同行视为范本，但它的内在逻辑和日常操作，却远比表面看到的复杂。

要理解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先得从它的母体——香港赛马会说起。马会创建于1884年，最初只是英籍人士的社交与赛马俱乐部，后来逐步取得政府授权的合法博彩专营权。如今，马会顺利获得赛马、六合彩和足球博彩取得收入，扣除派彩、运营成本和政府博彩税后，剩余盈余几乎全部注入慈善信托基金。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制度设计：马会本身没有股东，不追求利润分红，其“利润”在法律和章程的约束下，只能用于慈善。换句话说，马会不是一家先赚钱再捐钱的公司，而是一台从设计之初就把慈善作为唯一出口的机器。

信托基金不是“钱袋子”，而是“分配中枢”

很多人误以为慈善信托基金就是一个大金库，马会赚了钱就扔进去，然后谁有需要就批一笔。实际运作要精细得多。信托基金更像一个战略性的资源分配中枢，它下面设有不同的委员会和评审小组，负责审核来自学校、医院、社区中心、非政府组织甚至政府部门的资助申请。申请项目五花八门，从建一所新学校、翻新老人院，到资助一项为期三年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再到购买流动医疗车。每个项目都要经过多轮评估，包括可行性、社会效益、成本效益、可持续性等维度。不是谁跟马会关系好就能拿到钱，也不是哪个项目听起来感人就能获批。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信托基金并不只是被动等待申请。它自己也主动识别社会需求，然后设计项目并邀请组织投标或合作。比如早年香港人口老龄化问题刚冒头时，基金就主动拨出专款，有助于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居家养老服务。再比如近年的青年开展议题，基金又牵头推出多项实习、 mentorship 和技能培训计划。这种“主动出击”的角色，让它在香港社会福利体系中不只是补漏，而是常常走在政策前面，成为创新的试验田。

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根据马会公开的年度报告，慈善信托基金每年的拨款金额经常在几十亿港元级别。这些钱主要来自三个渠道：赛马投注收益、六合彩收益以及足球博彩收益。其中赛马历史最久，但六合彩和足球博彩的贡献也不容小觑。值得注意的是，马会需要向政府缴纳相当比例的博彩税，这部分税收进入公帑，用于一般公共服务。所以马会的慈善角色其实是“双重贡献”：一边交税，一边捐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政府愿意把博彩专营权交给马会——它既是一个稳定的税收来源，又是一个高效的慈善引擎。

资金流向方面，教育、医疗、社会福利、体育文化是四大传统领域。以教育为例，马会资助兴建了多所中小学和大学设施，还设立了大量奖学金和助学金。医疗方面，从公立医院的设备更新到社区健康中心，都有马会的身影。社会福利更是重头，包括家庭服务、儿童保护、康复服务、安老服务等。体育文化则涵盖社区体育设施、艺术节、博物馆展览等。可以说，一个普通香港市民从出生到老年，很难完全避开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间接服务。

运作中的“防火墙”与透明度

博彩和慈善放在同一个组织里，难免让人担心利益冲突或道德风险。马会对此设计了几道“防火墙”。第一时间，信托基金有独立的董事会和管理团队，与马会的博彩运营部门在人事和决策上保持一定距离。其次，所有资助项目都要经过公开的申请和评审程序，结果会在年报中披露。再者，马会受政府博彩事务监管部门监督，账目需要审计。这些机制不能说完美，但确实让基金在公众眼中保持了较高的公信力。香港大学等组织曾做过调查，市民对马会慈善的信任度长期处于较高水平，这在博彩组织中并不多见。

当然，争议并非没有。有人批评马会慈善是“用赌博的钱做善事”，道德上存在张力。也有人认为，信托基金的资助方向有时过于偏向硬件建设，对软性服务和小型组织的支持不够。还有声音指出，基金的项目审批周期较长，对紧急或突发的社会需求反应不够快。这些批评并非全无道理，马会也在逐步调整，比如设立快速拨款通道、增加对小型社区项目的资助比例等。

与政府、NGO的三角关系

香港的公共服务体系里，政府、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和非政府组织构成了一个微妙的三角。政府负责政策制定和基本拨款，NGO负责一线执行，马会基金则常常扮演“催化者”和“补足者”的角色。很多NGO的启动资金或创新项目经费来自马会，等模式成熟后，政府再考虑是否纳入常规资助。这种分工让香港在社会服务领域既有稳定性，又有灵活性。但这也带来依赖问题：一些NGO长期靠马会资助，一旦项目结束或基金方向调整，组织就面临生存压力。如何平衡“输血”和“造血”，是基金和受助组织共同面对的课题。

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马会基金在资助时越来越强调“可衡量”的社会回报。过去可能只要项目有意义就批钱，现在则要求申请方设定明确的指标，比如服务多少人、改善多少百分比、成本分摊如何。这种类商业化的管理思维，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但也可能让一些难以量化的艺术、文化或倡导类项目处于劣势。基金内部对此也有讨论，近年尝试引入更多元的评估框架，但改变需要时间。

日常运作中的“人”的因素

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来执行。信托基金的管理团队里，有来自社福界、学术界、商界和政府的代表。他们不是全职的慈善官僚，而是以委员会形式参与决策。这种安排的好处是带来多元视角，坏处是决策速度可能较慢。一线执行则依赖马会内部的慈善事务部门，他们负责项目跟进、财务监控和效果评估。这些员工往往有社工或公共管理背景，既要懂钱，也要懂人。一位曾在基金工作的人士透露，最难的还不是审批，而是如何在众多同样有价值的申请中做出取舍，以及如何向被拒的组织解释原因而不伤感情。

此外，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也面临代际更替的挑战。老一辈香港人对马会慈善有天然好感，因为很多人小时候就读过马会资助的学校，或用过马会捐建的设施。但年轻一代对博彩的接受度在变化，对慈善的期待也更偏向透明、创新和参与感。基金近年尝试用社交媒体宣传项目、举办青年论坛、推出小额资助计划，都是在适应这种变化。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一个无法绕开的香港故事

说到底，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运作模式是香港特殊历史与制度的产物。它把博彩这一敏感行业与慈善这一崇高事业捆绑在一起，用专营权换取稳定财源，再用制度化分配确保钱花到实处。这套模式不是没有瑕疵，但它确实在几十年里为香港社会给予了大量公共品，从医院病床到学校课桌，从老人院舍到青年中心。它像一条隐形的血管，把赛马场上的喧嚣与社区里的安静需求连接起来。理解它，不只是理解一个基金怎么花钱，更是理解香港这座城市如何在不完美的条件下，找到一种务实的办法来做善事。马会传真，传的不仅是赛马消息，更是一套关于资源、信任和责任的香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