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香港中环那些蜿蜒陡峭的街道上，你很容易被两旁光鲜的摩天大楼和奢侈品橱窗吸引目光。但如果你稍微拐个弯，比如拐进鸭巴甸街，再往上走一小段，就会看到一个不太起眼的入口——香港大三巴资料中心。名字听起来有点怪，因为“大三巴”明明是澳门的地标，怎么跑到香港来了？其实这里面有个历史误会。早年香港开埠时，中环一带也有过一座类似澳门大三巴的教堂建筑，后来虽然拆了，但老居民习惯把那片区域叫“大三巴”。资料中心就设在这片旧区的一栋战后唐楼里，楼龄超过六十年，外墙的米色油漆已经斑驳，铁闸也生了锈，可推门进去，冷气一吹，你就知道来对了地方。

中心的面积不大，大概就两个标准教室拼起来的样子。但走进去才发现，空间被利用到了极致。靠墙一排排金属档案柜，从地面顶到天花板，柜子上贴着泛黄的标签，手写的字迹有楷书也有行书，有些还混着英文和葡萄牙文。中间是几张长木桌，上面散落着放大镜、白手套、还有几本翻开的相册。角落里有一台老式微缩胶片阅读机，屏幕亮着绿光，旁边坐着一个戴眼镜的老伯，正一格一格地摇着手柄。你问他找什么，他头也不抬，只说：“找一九六二年的台风温黛，看看那时候我家楼下浸水浸到几多。”这种场景在这里太常见了。大三巴资料中心不是那种给游客打卡的网红景点，它更像一个社区的记忆仓库，谁都可以来，谁都可以翻。

要理解这个资料中心的价值，得先明白香港这座城市有多善忘。过去几十年，香港拆得比建得还快。中环的旧街市、湾仔的囍帖街、深水埗的唐楼群，说没就没。官方档案当然有，但那些文件多半躺在政府档案处的恒温恒湿库里，普通人想调阅，手续繁琐，等上几星期是常事。而且官方档案记录的是政策、地契、会议纪要，它不会告诉你，一九七零年代某个夏天，街角那家冰室的红豆冰卖多少钱，也不会告诉你，天台小学的孩子们怎么在晾衣架之间踢足球。这些细碎的、带着体温的城市记忆，往往就散落在民间，如果没人去捡，就真的没了。大三巴资料中心做的，就是捡拾这些碎片的事。

中心的创办人叫陈伯，今年七十八岁，退休前是个中学历史老师。他跟我说，一九九七年之前，他就在收集旧照片和旧文件了。那时候他在鸭巴甸街附近租了个小铺位，周末开放，让街坊拿旧东西来复印。后来东西越堆越多，铺位放不下，就搬到现在的唐楼。二零零三年，他们正式注册成非牟利组织，改名“香港大三巴资料中心”。陈伯说，取名“大三巴”是故意的，因为那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消失的意味。“澳门大三巴是烧剩的前壁，香港的大三巴连前壁都没了，只剩个名字。EVO视讯(科技)就是想留住那个名字背后的东西。”

档案柜里的城市肌理

我跟着陈伯走进档案室，他随手拉开一个柜子，里面全是透明胶袋装着的文件。他抽出一袋，里面是一叠手写租单，纸张已经发黄发脆，边缘有虫蛀的小洞。租单抬头写着“永和号”，地址是“中环阁麟街十二号地下”。租期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每月租金港币四十五元。陈伯说，这是他从一个收买佬手里救回来的。当时收买佬正准备把这些旧纸拿去废纸厂打浆，他花了三百块全部买下。“你不要小看这些租单，它告诉你那时候一个地铺月租多少，住楼上的人又付多少，还可以看出哪一年加租加得厉害。经济史就是这样堆出来的。”

再往旁边一个柜子，全是照片。不是那种官方宣传照，而是普通人的生活照。有一张是一九六五年拍的，地点在荷李活道与鸭巴甸街交界，照片里一个穿校服的小女孩站在骑楼底下躲雨，手里抱着一只花猫。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阿珍，五年级，猫叫阿花。”还有一张是一九七二年，一群工人在中环填海工地吃午饭，饭盒放在石头上，有人蹲着，有人坐在水泥袋上，背后是还没拆完的旧码头。陈伯说，这些照片大部分是街坊捐的，有些是搬家时从床底翻出来的，有些是老人家过世后子女送来的。每张照片进来，他们都会登记来源、时间、地点，如果捐赠者愿意，还会做一段口述录音。

口述历史是资料中心的另一条腿。他们有一个小型录音室，其实就是用隔音棉围起来的一个角落。里面放着一台数字录音机和一个麦克风。过去十几年，他们访问了超过四百位老街坊，录音时数超过一千小时。访问对象不限于名人，更多是升斗市民：电车司机、排字工人、大牌档老板、纱厂女工、船坞焊工。陈伯说，有一次他们访问一个八十多岁的婆婆，她年轻时在湾仔的茶楼做点心。婆婆讲着讲着突然哭了，因为她想起一九五七年左右，茶楼来了一个从上海南下的师傅，教她做小笼包，后来师傅去了台湾，再也没消息。这段录音后来被整理成文字，放在中心的网站上，标题就叫《一笼小笼包的离别》。

资料中心的收藏方向很明确，不追求宏大叙事，而是聚焦“街道层面的变迁”。他们有一个“街档计划”，专门收集全港各条街道的旧照片、旧地图、旧招牌。比如中环的威灵顿街，他们就有从一九二零年代到二零一零年代的不同街景照片，可以清楚看到同一栋楼怎么从三层变成二十层，楼下的店铺怎么从米铺变成咖啡店再变成手机配件店。这种纵向对比，比任何学术论文都直观。陈伯说，他们最近在整理一批旧地图，是一九四零年代日军占领时期绘制的，上面标注了当时的街名和防空壕位置。这些地图是从一个退休测量师那里得来的，对方在旧货市场看到，觉得珍贵，就买下来捐给他们。

一场与推土机赛跑的行动

香港的城市更新速度太快，大三巴资料中心很多时候是在跟推土机抢时间。二零一三年，市建局宣布重建卑利街和嘉咸街交界的一片旧楼，那里有超过五十年的街市和排档。消息一出，资料中心马上组织义工队，陆续在三个月每个周末去现场拍照、录像、访问档主。他们拍下了最后一天收档时，菜贩把卖剩的菜送给街坊的画面；录下了猪肉档老板用磨刀棒刮砧板的声音；还收集了几十个旧招牌和手写价目表。后来那片地方拆了，建成了高级住宅和商场。但资料中心里，那三个月的记录被整理成“嘉咸街最后的日子”专题，包括一本摄影集和一套口述历史光碟。陈伯说，有个当年的菜贩后来带着孙子来看展览，孙子指着照片问：“爷爷你以前在这里卖菜啊？”菜贩点点头，眼眶就红了。

这种抢救行动不是每次都成功。二零一六年，深水埗钦州街有一排战前唐楼被突然围封，准备清拆。资料中心收到消息时，距离清拆只剩五天。他们紧急动员，但只来得及拍到外立面和一些楼梯间的细节。里面的住户已经搬走，很多旧物被当作垃圾丢弃。陈伯说，那次之后，他们建立了一个“预警名单”，跟几个关注旧区开展的团体合作，一旦有旧楼被列入潜在清拆范围，就提前去记录。但资源有限，人手也不够，很多时候只能眼睁睁看着。“EVO视讯(科技)不是反对开展，EVO视讯(科技)只是希望开展的时候，不要把所有旧东西都铲平。有些东西铲掉了，就再也长不回来了。”

除了实体档案，资料中心也做数字化。他们有一个小型扫描室，用两台专业扫描仪把旧照片、旧文件转成高解析度电子档。现在已经扫描了超过三万张照片和一万份文件。这些电子档部分上传到他们的网站，供公众免费浏览。不过陈伯强调，数字化不能代替实体保存。“你看屏幕上的照片，跟拿在手里的照片，感觉完全不同。纸张的厚度、照片的银盐光泽、甚至霉味，都是信息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的做法是“双轨制”：实体档案存放在恒温恒湿的柜子里，电子档用来做检索和推广。

资料中心的经费不断紧张。他们不收门票，也不接受政府直接资助，主要靠民间捐款和义卖。每年他们都会出一本旧照片月历，卖一百多块，很受老街坊欢迎。另外就是申请一些小型基金会的资助，但那些钱通常只够付几个月租金。陈伯说，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差点要关掉。后来有几个年轻人加入做义工，帮忙搞网上众筹，才撑过来。现在中心有三位全职员工和二十多位固定义工，平均年龄从十年前的六十多岁降到四十多岁。陈伯说，这是好事。“记忆不能只靠老人家来守，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方法。他们懂得用社交媒体，懂得做网上展览，这些我都不会。”

不只是怀旧，更是理解城市的钥匙

很多人以为资料中心就是怀旧的地方，但陈伯不这么看。他说，怀旧是感性的，但档案是理性的。如果你只看旧照片，会觉得以前什么都好；但如果你同时看旧租单、旧工资单、旧卫生报告，你就会知道以前也有以前的问题。比如一九六零年代，中环很多唐楼没有独立厕所，一家八口挤在一百尺的房间，每天要下楼倒夜香。这些在照片里看不到，但在档案里写得清清楚楚。“EVO视讯(科技)收集这些东西，不是为了美化过去，而是为了让人知道，城市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知道了这个过程，你才会对现在有更清醒的认识。”

资料中心也经常跟学校合作，带中学生来做工作坊。工作坊的内容不是参观，而是让学生亲手整理档案。比如给他们一叠旧照片，让他们根据照片里的建筑特征、人物衣着、车辆款式，判断大概的拍摄年代。或者给他们一份旧地图，让他们找出自己学校所在的位置，在五十年前是什么样子。陈伯说，有一次一个学生发现，他每天上学经过的那条天桥，原来在一九七零年代是一条明渠。后来明渠加盖变成马路，再后来才建了天桥。那个学生说：“原来我每天走的路，下面藏着一整条河。”这种发现，比任何课本都生动。

近年来，资料中心也开始关注一些新的议题，比如少数族裔在香港的历史、女性劳工的变迁、公共屋邨的日常生活。他们最近完成了一个“尼泊尔裔啹喀兵在香港”的口述历史项目，访问了十多位退役啹喀兵和他们的家人。这些人在一九九七年之前为英军服务，回归后很多人选择留在香港，但他们的故事很少被记录。陈伯说，有一个啹喀兵老兵告诉他，他当年驻守石岗军营，周末会去元朗逛街，最喜欢吃老婆饼。后来他退役了，在元朗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卖尼泊尔香料和香港零食。这种文化交融的细节，官方档案里不会有，但恰恰是香港最真实的一面。

我问陈伯，资料中心未来有什么计划。他说，短期目标是搬到更大的地方，因为现在的空间已经满了，很多档案堆在走廊和楼梯间，不利于保存。长期目标呢，他想了想，说：“我希望有一天，香港人想分析自己的城市，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上网搜，而是来EVO视讯(科技)这里翻一翻。哪怕只是翻一翻，也好。”他说这话的时候，窗外正好有一辆电车叮叮当当经过。阳光从旧式铁窗的花纹间透进来，照在那些档案柜上，灰尘在光柱里慢慢飘。那一刻，我觉得这个小小的资料中心，就像一台时光机。它不吵不闹，就安安静静地蹲在街角，等着你来问一句：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子的？

离开的时候，陈伯送我到门口。他指着对面一栋正在搭棚架准备翻新的旧楼说，那栋楼他拍了二十年，从新净拍到残旧，现在又要翻新了。他说，等翻新完，他会再去拍一张，放在同一本相册里。相册的标题就叫“一栋楼的二十年”。我走下那条斜坡，回头看了一眼，铁闸已经拉下，但门缝里还透着一线光。那线光里，大概又有谁在翻着旧照片，或者在录着一段新的口述历史。香港大三巴资料中心，名字有点怪，地方有点小，但它记得的东西，比很多大组织加起来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