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鹰坛17817：从地方志中寻找它的踪迹

在广东地方文献的浩瀚海洋中，有些名字像沉入水底的卵石，不翻动淤泥便永远看不见。鹰坛17817，这个看上去像某种编号或代号的名字，最初出现在我视野里时，我以为是某份档案的错漏，或者某位研究者的笔误。直到我在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旧籍部陆续在翻检了三个月的地方志，才渐渐意识到，这五个字加一串数字背后，藏着一条几乎被遗忘的线索。

先说“鹰坛”二字。广东方志中带“鹰”字的地名不多，带“坛”字的倒不少——天坛、地坛、社坛、厉坛，明清时期各县几乎都有坛壝之设。但“鹰坛”作为一个组合，在《广东通志》和府县志的“山川”“古迹”“坛庙”各门中，检索起来颇费周章。我最初怀疑它是“莺坛”的讹写，因为粤方言中“鹰”“莺”同音，而在一些清代县志的抄本里，形近而讹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当我查到乾隆年间《嘉应州志》的一条夹注时，这个假设被推翻了。

那条夹注写得很简略，附在“社稷坛”条目之下：“州西十里，有鹰坛，相传元末土人立，以祀鹰神。坛久圮，址存。”没有更多解释，没有说明鹰神为何物，也没有交代为何会在社稷坛的条目下出现这样一个看似不相干的附注。但“元末土人立”四个字，已经足够让人警觉。元明之际的广东，尤其是粤东、粤北山区，民间信仰的形态极为复杂，许多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祭祀对象，在那个动荡年代都有其现实根基。鹰神信仰在北方草原民族中并不罕见，但出现在岭南的客家山区，就值得追问了。

至于“17817”这串数字，我起初以为是某种档案编号。广东省档案馆的民国档案中，确实有以“178”开头的卷宗系列，但“17817”对应的内容是一份1947年的田赋清册，与鹰坛毫无关系。后来我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看到一册油印本的《广东民间信仰调查资料》，封面右下角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鹰坛资料，见17817号箱。”这才恍然大悟——这串数字是某个组织内部资料箱的编号，而非档案本身的原生编号。可惜那册油印本没有注明是哪个组织的箱子，中大图书馆的旧藏卡片上也只笼统地写着“岭南大学旧藏”。

方志中的蛛丝马迹

确定了“鹰坛”并非完全向壁虚造之后，我把搜索范围扩大到全省各府州县的地方志。明清两代广东共修志约四百余种，现存约二百八十种，其中不少藏于国内各图书馆，也有相当一部分流散海外。我顺利获得馆际互借调阅了其中与“坛”相关的条目，发现“鹰坛”的记载虽然稀少，却并非孤例。

嘉靖《惠州府志》卷八“坛庙”门中，有一条关于博罗县“鹰坛”的记载，文字比嘉应州志稍详：“鹰坛，在县北罗浮山麓，莫详所始。土人岁以仲春祭之，用鹿一、雉三，不用豕。祭毕，以鹿角埋坛下。”这条记载透露了几个关键信息：祭品用鹿和雉，不用猪，这明显区别于岭南汉人祭祀中常见的“三牲”之礼；鹿角的处理方式——埋于坛下——也暗示着某种与狩猎或山林相关的信仰逻辑。罗浮山是道教名山，但鹰坛显然不属于道教系统，它更像是更古老的、前道教时期的山神崇拜的遗存。

万历《韶州府志》则记载了曲江县一处“鹰坛”的兴废：“鹰坛，在城西芙蓉山阴，宋时有之，元末兵毁，洪武初里人重修，嘉靖中复废。”这条记载把鹰坛的历史又往前推到了宋代，而且明确说是“元末兵毁”，说明它在元代已经存在，且与战乱有某种关联。洪武初年的重修，则暗示明初地方官府对这类民间祭祀采取了默许甚至扶持的态度。至于嘉靖年间再次废弃，可能与当时大规模的“毁淫祠”运动有关——嘉靖皇帝崇信道教，对民间“淫祀”打击甚力，广东许多地方志中都有正德、嘉靖年间坛庙被毁的记载。

把这些零散的记载拼在一起，一个模糊的轮廓开始浮现：鹰坛主要分布在粤东、粤北的山区县份，与客家聚居区有较大重合；它的祭祀对象是“鹰神”，祭品有鹿、雉等野生动物，不用猪；它出现的时间上限可能早到宋代，下限则延续到明中叶；它的兴废与王朝更迭和官方宗教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但这些都还是推测，真正要坐实鹰坛17817的具体所指，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

17817号箱的线索

那册油印本《广东民间信仰调查资料》本身就是一个谜。从字体和纸张判断，它应该是1950年代初期的产物，可能是当时某次民族调查或社会历史调查的副产品。油印本没有版权页，也没有编者署名，只在“说明”部分提到“本资料系根据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旧藏卡片整理”。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这个组织在抗战时期和战后初期做过大量广东民间信仰和民俗的调查，其成果大部分没有正式出版，只以卡片和油印本的形式在小范围内流通。

我尝试追踪“17817号箱”的下落。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其社会学系和经济学系的一部分资料并入中山大学，另一部分则归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但当我向这两处查询时，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17817号箱的记录”。中山大学图书馆的特藏部倒是藏有一批岭南大学旧藏卡片，按主题分为“宗教”“民俗”“方言”等类，其中“宗教”类下有一个“民间信仰”子目，卡片编号从17000到18500不等。17817号正在这个区间内。

我调阅了这批卡片。卡片是手写的，用钢笔，字迹工整，每张卡片记录一项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地点、时间、调查对象、简要描述和资料来源。17817号卡片上写着：“鹰坛，在兴宁县北，具体村名待查。坛已不存，据村中老人云，其地现为竹林。祭鹰神之俗，民国初年犹存，后渐废。详见附页。”卡片背面贴着半页纸，是更详细的记录，字迹与正面不同，可能是另一位调查者补记的。附页上写着：“鹰神者，传为元末陈友谅部将，兵败后逃入山中，死化为鹰，土人立坛祀之。其祭用鹿、雉，不用豕，以鹰为食肉之禽，豕秽，故避之。祭期为仲春，与社日相近。祭毕，以鹿角埋坛下，云可镇邪。”这段记录与嘉靖《惠州府志》的记载几乎完全吻合，而且补充了“陈友谅部将”这个关键信息。

陈友谅是元末群雄之一，鄱阳湖大战败于朱元璋后，其部众散落各地，有一部分确实逃入了粤东山区。兴宁、梅县、五华一带，至今仍有传说称某些姓氏的祖先来自“陈友谅部下”。如果鹰坛的祭祀对象是陈友谅的部将，那么“鹰神”信仰就不仅仅是自然崇拜，而带有一定的政治隐喻——它可能是一种秘密的、对失败者的纪念，在明初的高压环境下，只能以“鹰神”这样隐晦的名义延续。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鹰坛的分布局限于山区，为什么祭品不用猪（猪在汉人祭祀中太常见，太“官方”），为什么它的兴废与王朝政治气候如此紧密相关。

从方志到田野的未竟之路

卡片上的“兴宁县北”四个字，给了我最后的方向。兴宁在明清时期属惠州府，是客家核心区之一。我查了咸丰《兴宁县志》和民国《兴宁乡土志》，都没有直接提到“鹰坛”，但民国乡土志的“风俗”门中有一条：“北厢一带，旧有祭鹰之俗，今已无。”这和卡片上的记录可以互相印证。北厢是兴宁北部的几个堡，具体包括哪些村落，还需要对照清代兴宁的“堡图”来确认。

我本打算今年春天去兴宁做一次实地调查，但疫情反复，行程一拖再拖。中山大学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他去年冬天路过兴宁北部的一个村子，看到一片竹林，竹林边有一块半埋的石碑，碑上刻着一个“鹰”字，其余字迹漫漶不可辨。他拍了照片发给我，照片上的石碑确实只存一个“鹰”字和半个“坛”字，碑额部分已经缺失。那块碑现在还在不在，竹林有没有被砍，都不得而知。

回顾整个查证过程，从“鹰坛17817”这个看似无意义的字符串出发，穿过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旧籍部、中大图书馆的特藏部、广东省档案馆的民国卷宗，最后落脚到兴宁北部一块可能已经消失的石碑上——这条线索时断时续，有时几乎要断掉，但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角落重新浮现。地方志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文本，它记录的是“地方”，但“地方”从来不是自足的，它总是在与王朝、与战乱、与移民、与信仰的互动中不断被重新定义。鹰坛17817，与其说是一个地名或一个编号，不如说是一个入口，通向广东山区那些被正史忽略、被方志简略、被时间掩埋的角落。那些角落里的故事，往往比EVO视讯(科技)想象的更复杂，也更动人。

至于那块石碑，我打算等疫情缓和后亲自去看一看。如果碑还在，也许能找到更多线索；如果碑已经不在了，至少我还可以把这段追寻的过程写下来，让后来者知道，曾经有一个叫“鹰坛17817”的名字，在地方志的夹缝里，安静地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