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灯下的澳门：那些挂在街角的招牌，藏着半部城市史

第一次去澳门的人，多半会被那种密不透风的招牌阵仗震住。从关闸口岸一出来，往新马路方向走，不出十分钟，头顶上就全是横七竖八的灯牌，铁架从骑楼外立面伸出来，一块叠着一块，把天空切成碎片。白天看着像生了锈的铁皮积木，一到晚上七点，齐刷刷亮起来，整条街像被泼了一桶荧光颜料，那种饱和度极高的红绿黄蓝，跟你在内地城市见过的任何商业街都不一样。

我最早注意到澳门招牌，是2016年在一本香港杂志上看到的一组照片。摄影师用长焦压缩了福隆新街的街景，两侧的招牌几乎要在画面中央碰在一起，中间只留一条缝，透出远处葡京赌场那颗标志性的球体。那组照片的标题叫《压迫感》，但我盯着看了很久，觉得那不只是压迫，更像一种拥抱——这些招牌把街道裹得严严实实，像给城市盖了床棉被。

后来自己去澳门次数多了，开始有意识地拍这些招牌。最开始是拍十月初五日街，那条街上有家老茶餐厅，招牌是手写楷书“南屏雅叙”，白底红字，字体歪歪扭扭，据说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位落魄文人之手。旁边紧挨着的是“大龙凤茶楼”的霓虹灯牌，繁体字，灯管是粉红色的，晚上亮起来的时候，粉光会映在对面骑楼的柱子上，把灰色的水磨石染成暧昧的色调。再往前走几步，是一家药材铺，招牌用木牌刻的，黑漆底，金字，边缘已经剥落得露出原木色。三种完全不同的视觉语言挤在同一个画框里，居然不觉得冲突。

这种混杂感其实是澳门招牌最核心的特征。你很难用某一个词概括它的风格，因为它本身就是层层叠加的结果。葡萄牙人来了，带来了欧式铁艺招牌的工艺；广东人南下，带来了繁体字和手写书法的传统；后来香港的霓虹灯技术传过来，又加入了玻璃管弯折的工艺。不同时代的招牌没有互相取代，而是像地质层一样沉积下来。你在一条街上走，可能左手边是1930年代的石刻招牌，右手边是1980年代的亚克力灯箱，头顶上还挂着一块2010年后装的LED滚动屏，它们就这么共存着，谁也不觉得谁碍事。

那些正在消失的灯牌，和还在坚持的手艺人

澳门回归之后，尤其是2008年之后，博彩业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让整个城市开始大规模翻新。新马路、板樟堂一带的很多老店要么关门，要么搬到租金更便宜的区域。招牌也跟着换了一茬，老式的霓虹灯牌因为维护成本高、耗电量大，逐渐被更便宜的喷绘布和LED灯箱取代。2015年我去的时候，十月初五日街还有七八块霓虹灯牌亮着，到2019年再去，只剩三块了。

其中一块是“杏香园”的招牌。那是一家做糖水的老店，开在清平直街，招牌是竖排的霓虹灯，白底红字，字体是标准的黑体，但灯管弯折的弧度让笔画显得圆润。老板姓陈，六十多岁，他说这块招牌是1987年装的，当时花了八千多澳门币，相当于他三个月的房租。“现在没人做这个了，”他指着招牌说，“以前筷子基那边有个老师傅，专门弯霓虹灯管，全澳门的招牌有一半是他做的。他儿子不接班，铺子前年关了。”

我后来专门去找过那个老师傅的铺子，在筷子基北街的一条巷子里，铁闸门拉下来，门口贴着一张招租广告。隔壁五金店的老板说，老师傅姓黄，做了四十多年霓虹灯，2017年退休后搬去珠海跟女儿住了。“他走之前把工具都卖了，有些给了行家，有些当废铁卖了。”五金店老板指了指自己铺子里的一个角落，“那个弯管机还在我这儿放着，没人要。”

但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在消失。氹仔官也街那一带，因为旅游区保护政策，招牌的更换受到限制，反而保留了不少老灯牌。有一家卖手信的店，招牌是“钜记饼家”，霓虹灯管弯出繁体字，晚上亮起来的时候，红色和黄色交替闪烁，远远看过去像一团跳动的火。店主说这块招牌是1990年代做的，中间修过三次，每次都要专门从香港请师傅过来。“现在香港也没几个会做这种灯管的了，”他说，“再过几年，可能就真的没人会修了。”

招牌不只是招牌

如果你只是把澳门的招牌当成商业标识来看，那确实没什么特别的。但如果你仔细看那些字体、颜色、材质，会发现每一块招牌背后都藏着信息。比如福隆新街那一带，很多招牌的字体是瘦金体或者行书，笔画纤细，转折处有锋芒，这是清末民初广东文人书法的典型风格。而新马路一带的招牌，字体更粗壮，多用黑体和宋体，这是1950年代之后商业实用主义审美的体现。

颜色也一样。老城区的招牌多用红、黄、绿三种颜色，红是朱砂红，黄是姜黄，绿是墨绿，都是传统颜料里常见的色号。而氹仔新区那些新装的招牌，颜色更亮，荧光粉、电光蓝、柠檬黄，这些是工业染料时代的产物。你站在一条街上，看招牌的颜色分布，就能判断出这条街的大致年代。

还有一个细节是招牌的悬挂方式。老式的招牌多用铁架从外墙伸出来，铁架的形状有三角形、梯形、矩形，有些还会在铁架上做装饰，比如弯出花纹或者加上小灯泡。新式的招牌则多用亚克力板直接贴在墙面上，或者用LED灯带勾勒轮廓，省去了铁架，但也少了那种立体的层次感。老城区的街道窄，招牌伸出来之后，在头顶上形成一种半封闭的空间，人在下面走，会有一种被包裹的安全感。新区的街道宽，招牌贴墙，头顶上是开阔的天空，反而觉得少了点什么。

我认识一个在澳门做城市研究的朋友，他说澳门的招牌其实是一种“非正式的城市规划”。政府从来没有专门设计过招牌的样式，但商家在安装的时候会互相参照，你装一块，我也装一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默契。比如同一条街上，招牌的高度会大致对齐，颜色会互相呼应，字体大小也会控制在差不多的范围内。这种自发的秩序，比任何规划文件都管用。

拍招牌的人

这些年拍澳门招牌的人越来越多。有本地的摄影爱好者，也有从内地、香港、台湾专门过来的。我见过一个从广州来的摄影师，他每年都来澳门两次，每次待三天，专门拍招牌。他说他最喜欢的是傍晚六点半到七点这个时间段，天还没完全黑，但街灯已经亮了，招牌的霓虹灯也刚开，天光、街灯、霓虹灯三种光源混在一起，色彩层次最丰富。

还有一个澳门本地的年轻人，用手机拍了三年招牌，做成了一本电子书，叫《澳门招牌地图》。他把每块招牌的位置、年代、字体风格都标出来，还附上了店主的采访。他说他做这个不是为了赚钱，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再不记录就没了。“我小时候住在十月初五日街，那时候满街都是霓虹灯，晚上回家不用开灯，招牌的光就够照亮楼梯。现在那条街上的霓虹灯牌只剩两块了。”

我自己拍招牌的习惯是，每次去澳门都走同样的路线：从议事亭前地出发，经板樟堂街到卖草地街，再拐进十月初五日街，最后到福隆新街。这条路线上的招牌最密集，种类也最全。我会在同一个位置拍不同时间的照片，白天一张，傍晚一张，晚上一张。几年下来，同一个位置的招牌换了好几茬，照片放在一起看，像一部快进的纪录片。

有一次在福隆新街拍一块“添发碗仔翅”的招牌，旁边一个老伯看我举着相机，走过来跟我说：“这块招牌是新的，以前那块是绿色的，上面有只燕子。”我问他以前那块去哪了，他说：“拆了，换了现在这块红色的。不好看，太亮了。”然后他指了指街尾，“那边还有一块老的，你去拍那个。”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走过去，在街尾的拐角处找到一块很小的招牌，白底黑字，手写的“祥记面家”，没有霓虹灯，就是一块普通的铁皮牌，边缘已经锈得卷起来了。招牌下面是一扇半开的木门，里面透出暖黄色的灯光。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觉得这块招牌比街上那些闪亮的霓虹灯牌更有意思。它不亮，不响，不抢眼，但你知道它在那儿已经很多年了。

澳门的招牌就是这样，有些在亮，有些在暗，有些在消失，有些还在坚持。它们挂在街角，挂在骑楼下面，挂在那些你走过一百次也不会注意的地方。但如果你停下来，抬头看一眼，会发现每一块招牌都在说话。它们说的是不同年代的语言，用的是不同材质的词汇，但合在一起，就是一部澳门街头的视觉史。

下次你去澳门，别只顾着去赌场和吃蛋挞。找个傍晚，从新马路拐进任意一条小巷，抬头看看那些招牌。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的另一面，就挂在那些铁架和灯管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