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巴一肖一马香港：从牌坊到跑马地的城市记忆

第一次站在大三巴牌坊前，是很多年前的一个黄昏。那时候我还没有去过香港，对“跑马地”三个字的全部想象，来自一部老港片里一闪而过的镜头——霓虹灯下有人攥着马票，有人仰头看天。而大三巴，这座被大火烧得只剩前壁的教堂废墟，却像一块被时间啃噬过的骨头，硬生生地立在澳门那截窄窄的巷子尽头。我盯着它看了很久，脑子里冒出的念头却很古怪：如果里斯本的某个教堂也有这样一面残墙，它会不会被搬到香港去？

当然不会。可大三巴和跑马地之间，偏偏有一种说不清的牵连。这种牵连不是地理上的，也不是历史事件里的直接因果，而更像是一种气味——焦土的气味、汗水的咸味、马蹄踏在沙地上的闷响，以及某种赌徒式的、孤注一掷的呼吸节奏。澳门和香港，两座隔着伶仃洋对望的城市，在近代中国的版图上，不断扮演着某种奇异的双生角色。一个像被遗弃的圣徒，一个像精明的商人；一个把残破留在原地供人凭吊，一个把残破拆掉，铺成跑道。

牌坊不是牌坊

大三巴牌坊其实不是牌坊。它原本是圣保禄教堂的前壁，一场1835年的大火把教堂烧得只剩这面石墙。后来的人叫它“牌坊”，大概是觉得它像中国传统的牌坊——孤零零地立着，后面空无一物，前面车马喧嚣。这个误称本身就很澳门：把一座西方教堂的废墟，叫成一个东方建筑的名字，然后在名字的错位里安身立命。

我后来查过一些资料，知道圣保禄教堂曾经是远东最大的天主教教堂之一，附设的圣保禄学院也是远东第一所西式大学。那些耶稣会士从这里出发，去日本、去中国内地、去越南，把数学、天文、绘画和钟表带过去，又把茶叶、丝绸和瓷器带回来。大三巴的石阶上，曾经走过利玛窦那样的人。可如今，石阶上坐满了游客，有人举着自拍杆，有人啃着猪扒包，有人把矿泉水瓶放在脚边，低头刷手机。历史在这里不是被瞻仰的，而是被踩在脚下的——这倒也没什么不好，至少它还在被使用。

我想起香港的跑马地。那个地方，在1846年之前，还是一片沼泽和稻田。英国人来了之后，把这里填平，修成赛马场。跑马地的英文叫Happy Valley，快乐谷。一个用来赌马的地方，叫“快乐谷”，听起来像反讽，但仔细想想，又觉得贴切——赌徒的快乐，本来就是一种悬崖边的快乐。跑马地的马场，是香港最早的赛马场，也是亚洲最古老的赛马场之一。每周三晚上，跑马地马场灯火通明，马蹄声和欢呼声混在一起，像一场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暴雨。

残墙与跑道

大三巴的残墙和跑马地的跑道，看起来毫无关系。可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一种隐秘的对称：一个是被大火烧剩的立面，一个是被填海填出来的平地；一个是宗教的废墟，一个是世俗的狂欢；一个留在原地不动，一个每周都在奔跑。但它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把某种外来之物，变成自己的东西。

大三巴背后的天主教，跑马地背后的赛马文化，都是外来的。可澳门人把大三巴变成了澳门的象征，香港人把跑马地变成了香港的日常。这种“变成”的过程，不是简单的接受，而是一种漫长的、充满摩擦的消化。就像一个人吃下某种陌生的食物，经过胃酸的腐蚀和肠道的吸收，最后变成自己的血肉。大三巴的残墙里，有葡萄牙的石材、中国的工匠、日本的基督徒、东南亚的木材；跑马地的跑道下，有填海的沙石、华人的马票、英国人的规则、菲律宾骑师的身影。这些东西搅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

有一年冬天，我在跑马地看了一场夜马。那天下着小雨，跑道上的灯光把雨丝照得像一根根银线。马匹从闸厢里冲出来的时候，看台上的人全都站了起来，有人喊马号，有人挥马票，有人只是张着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我旁边站着一个老头，穿着旧夹克，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马票。他没有喊，也没有挥，只是盯着跑道，眼神像在看一堵很远很远的墙。后来那匹马跑了第三，他把马票揉成一团，塞进口袋，转身走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起了什么别的事。但那一刻，我觉得跑马地和大三巴其实在同一个地方——都在一个人盯着某样东西、却什么也抓不住的时候。

一肖一马

“一肖一马”这个词，是香港赛马里的术语。肖，是生肖；马，是马匹。赌马的人会看生肖，会看马的血统、骑师、排位、天气、场地。这些东西搅在一起，变成一种复杂的、近乎迷信的算法。可说到底，赌马就是赌马，再复杂的算法也抵不过一个“运气”。而运气这个东西，在大三巴的残墙前，在跑马地的跑道边，都是一样的——你看不见它，但它看得见你。

澳门和香港，都是那种“运气城市”。它们没有资源，没有腹地，没有可以依靠的农业或工业。它们靠的是位置、规则、时机，以及某种说不清的“气”。大三巴能留下来，是因为一场大火；跑马地能建起来，是因为一片沼泽。这两个地方，都是意外产物。可正是这些意外，变成了城市记忆里最坚硬的部分。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1835年那场大火没有烧掉圣保禄教堂，大三巴会不会变成另一个样子？如果1846年英国人没有填平那片沼泽，跑马地会不会只是一片稻田？这些假设没有意义，但想这些假设本身，却很有意思。因为城市记忆不是关于“本来可以怎样”的，而是关于“已经怎样了”的。大三巴已经只剩一面墙了，跑马地已经在跑了。你只能在现有的东西上，继续往下活。

记忆的两种形状

大三巴的记忆是垂直的——它立在那里，向上，向天，向一个已经消失的穹顶。跑马地的记忆是水平的——它铺在那里，向前，向终点，向一个每周都在重复的圆圈。一个像墓碑，一个像跑道。可墓碑和跑道，都是用来记住某些东西的。墓碑记住的是死者，跑道记住的是奔跑。而死者和奔跑，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一个停下来了，一个还在动。

香港和澳门，这两座城市，不断在动，也不断在停。它们停在一些奇怪的节点上——1999年、1997年、1966年、1849年。这些年份像钉子一样钉在城市的身体里，拔不出来，也按不下去。大三巴和跑马地，就是这些钉子留下的孔。你从孔里看过去，能看到一些别的东西——比如一个葡萄牙士兵在澳门街头买凉茶，比如一个上海商人带着全家搬到香港，比如一个菲律宾乐队在跑马地的酒吧里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些东西，都是城市记忆的碎片。它们不在官方历史里，不在旅游手册里，甚至不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可它们在那里，像大三巴石缝里的草，像跑马地跑道边的积水。没有人特意去种，也没有人特意去扫，可它们就是长出来了，积起来了。然后有一天，你路过那里，看见了，就想起了什么。你想不起具体是什么，但你知道你想起了什么。

从牌坊到跑马地

从大三巴到跑马地，要经过一条跨海大桥，要经过一个口岸，要经过很多红绿灯和很多站地铁。可如果你不赶时间，如果你愿意在某个下午，从大三巴的台阶上走下来，穿过那些卖杏仁饼和猪肉干的巷子，坐船到香港，再坐地铁到跑马地，你会发现，这两个地方其实离得很近。近到你可以用同一个下午，看完一面残墙和一条跑道。近到你可以用同一种心情，站在两个地方。

这种“近”，不是地理上的近，而是记忆上的近。大三巴和跑马地，都是那种“被剩下”的地方。一个被大火剩下，一个被填海剩下。可它们没有被扔掉，而是被留下来，被用起来，被变成某种别的东西。这种东西，叫城市记忆。它不是写在书上的，也不是刻在碑上的。它是走出来的，跑出来的，赌出来的，烧出来的。它在大三巴的石阶上，在跑马地的沙地上，在每一个经过那里的人的脚底下。

我后来再去大三巴，是一个早上。游客还不多，阳光从牌坊的缝隙里漏过来，照在石阶上。我坐在台阶上，看着一个老人遛狗。狗在石阶上嗅来嗅去，老人站在旁边，看着远处。远处是澳门的新葡京，像一朵巨大的莲花，又像一把巨大的扇子。老人看了一会儿，低头叫狗，走了。我坐在那里，忽然想起跑马地的那个晚上，想起那个攥着马票的老头。他们其实是一个人——都在看一个很远的东西，都在等一个不会来的结果。

大三巴的残墙，跑马地的跑道，都是城市记忆的形状。一个立着，一个躺着。一个向上，一个向前。可它们都在说同一件事：有些东西烧掉了，有些东西跑掉了，可还有一些东西，留下来了。留下来的那些，就是城市记忆。它不在别处，就在你站着的地方，在你看着的方向，在你脚下的石阶和沙地里。

从牌坊到跑马地，从澳门到香港，从一个残墙到一个跑道，从一个赌徒到一个游客，从一个下午到一个晚上。城市记忆就是这样，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它不结语，也不总结。它只是在那里，等着你路过，等着你看见，等着你想起什么。你想起了什么，它就是什么。